现代品牌艺术设计的化(三)

化应该使民族文化与艺术得到极至发展

与化相对应，国内许多顾问学者提出民族化、地域化，以此与化抗衡，或者并存。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变幻无穷的信息社会，在科学与技术、文化与艺术急剧发展的时代，在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民族化、地域化，也要重新定义。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是符合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原则的。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人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设计师应该有这种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华民族，国内各民族，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发展和丰富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做着应有的贡献。许多少数民族艺术家，在艰辛探索，努力发展本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同时，也丰富和促进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发展。上面提到的十世班禅画师尼玛泽仁，就是这千百万少数民族艺术家中一位有突出贡献的艺术家。尼玛泽仁认为，他的绘画是从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上生长出来，其中每一个形象，每一个符号都浸染着历史感。他说：在藏民族看来，自然是神圣的，人只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无论多么伟大的创造，大自然瞬息间就能将之毁灭，人类只有依靠精神的力量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表现出顽强生命力，就是藏民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贯穿了藏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全过程。有人将尼玛泽仁新时期的画称为“新”唐卡。尼玛泽仁却认为唐卡是作为宗教附庸存在的，并不是独立的艺术品，作为宗教供奉品的唐卡在今天被注入了更多商品化的内容。尼玛泽仁认为，唐卡大都以佛为内容，无法传达新时代鲜活的文化信息。所以，他在自己的绘画中保留了藏画设色鲜明、造型夸张和超时空的特征，融汇了中国画的线条和西方艺术的立体造型手段，拉开了与传统唐卡画之间的距离。十世班禅大师曾经给他以鼓励，对他说：“你既懂佛教文化，又懂汉文化和西方文化，应该将三者结合起来，发扬光大藏族文化。”并准许他用“十世班禅画师”的称号。

尼玛泽仁1993年分别在美国波士顿、洛杉矾、华盛顿三大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94年在英国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康沃、乌斯特五大城市举办个人画展；1995年在印度新德里现代美术馆、奥地利维也纳霍恩弗尔森宫、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万国宫和瑞士苏黎世、西班牙马德里国家人类学博物馆等地举办个人画展；1996年分别在香港中华文化城展览厅、美国亚特兰大洛斯维尔市市政府、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7年在法国巴黎皮尔卡丹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1999年分别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立大学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还在日本、新加坡、台湾、阿尔及利亚参加美术作品联展。尼玛泽仁的成就，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形式西藏题材绘画艺术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化进程中，文化与艺术民族化、地域性探索的伟大胜利。瑞士藏学家、美术史论家霍伊斯对尼玛泽仁的艺术探索，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尼玛泽仁的作品“赋予不可见的精神龙头以生命形体和自然风格”。

尼玛泽仁的探索，应该给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以深刻的启示，即在化的阴影下，艺术家应该怎样根据新形势来探索民族化和地域性；怎样使民族文化与艺术成为融汇龙头文化与艺术的重要力量。许多历史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中华民族在漫漫五千年历史长河中，从来没有鼓吹过“化”龙头，“化”别人，但是在疆域强盛的秦汉；在文化发达的唐宋；在经济发展的明清，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仍然远播欧亚，甚至影响美洲大陆。这是为什么？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魅力。这魅力来源于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创造。在发展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与艺术的过程中，中国各民族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不仅是汉民族，藏民族，其它民族也都是一样。南北朝时的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拔氏建立的政权，前后148年，在中国中世纪的统一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政权的长治久安，北魏学汉学，祭孔子，提倡胡汉联姻。北魏中期，冯太后和孝文帝积极推行一系列的民族融合改革政策，孝文帝又把首都由大同迁到洛阳，改拓拔氏为元姓，讲汉语，习汉俗，着汉装。这些改革使鲜卑族的优秀文化与艺术被中原汉民族文化与艺术所吸收，特别是鲜卑族畜牧生产的经验和技术，在北方汉民族中获得传播，对北方的经济生活起着一定的影响。孝文帝时的《李波小妹》描写李波小妹“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这无论从服饰上或从风度上，都显示了汉民族生活中所受鲜卑文化的影响。南北朝时在南朝和北朝都作过官的颜之推，比较南北方语，认为“南染吴越，北杂夷虏”，也说明北方汉语吸收了鲜卑语的若干成分。北魏改革取得的文化与艺术成果，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大同云岗、洛阳龙门的石窟艺术中看得到，它可以给我们今天的化某种积极的启示。